1959年1月1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王冰执导，群立编剧，丁尼、高岩、李舒田、王润身、张良、胡晓光等主演的战争电影《战上海》上映，该片讲述了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包围了上海，与盘踞在上海的三十万军队作战的故事。

　　影片剧情大致如下：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包围了上海，盘踞在上海的30万军队成了瓮中之鳖。但他们不甘心灭亡，蒋介石命令京沪杭警备司令汤云甫固守顽抗，准备与党解放军对抗到底。我军某部挺进到上海外围之后，根据上级的指示命令，制订了既要解放上海，又要保全城市的周密作战计划。

　　我军利用蒋介石军队分崩离析的派系矛盾，采取先将蒋介石嫡系部队引诱出城，将其一股歼灭在城市外围的作战方针。骄横自大的邵壮所部军队果然中了计，我军迅速围而歼之，将其消灭在上海市郊外围。接着，我军在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由上海工人领路，攻进市区，解放了上海市苏州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军撤守苏州河北岸，凭借有利的地形，用火力封锁了我军的前进通道，控制了苏州河上的交通要道。我军勇猛作战，对敌人展开了连续的冲击，终于粉碎了敌人的顽抗，撕开了他们坚固的防线，胜利攻下苏州河北岸。残存的杂牌军刘义部只得龟缩在市中心，无可奈何地等待最终的结局。我军一面对敌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一面展开攻势，刘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同意率部投降。

　　不过，这部影片上映后，却让一个人看后怒不可遏，他就是起义将领，原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北兵团司令兼第51军军长，现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顾问，上海市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会委员的刘昌义。

　　《战上海》中的那个“刘义”的原型显而易见的就是刘昌义，他认为自己明明是起义将领，《战上海》中既然使用了以他为原型的人物形象，又凭什么歪曲事实，将“刘义”说成投降，而不是主动起义？

　　为此，刘昌义将军亲自致信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求更正错误。然而八一电影制片厂方面的回复却令刘昌义更加郁闷：“电影中的人物是‘刘义’，又不是‘刘昌义’，您何必对号入座？”

　　转眼间到了1980年，在一次上海民革的会议间隙，已经是民革上海市委的刘昌义特意找到本厂长的外公——时任民革上海市委秘书长的梁佐华，特意说起了《战上海》这部老电影。刘昌义一再向我外公强调：“我1948年11月16日参加地下民革时就决心待机起义，当时你梁某人是在场的嘛，怎么讲是投降呢？！”

　　其实，我外公对《战上海》中关于“刘义”的情节安排也非常不满，但是此时距离《战上海》上映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木已成舟，他也无能为力，只能安慰刘昌义道：“那是不明者臆造的文艺作品……”

　　为什么刘昌义单单找我外公说这个事、发这个牢骚呢？因为在这个时候能够证明刘昌义是起义将领的人中，我外公梁佐华是唯一还在世的人了。除了我外公之外，刘昌义此时已经找不到第二个倾诉对象。

　　外公梁佐华和刘昌义将军的缘分开始于1948年。这年5月，刘昌义受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的感召，经同盟会元老、立法委员兼地下民革上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云昭的劝说，决心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反对，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拥护中国党、建立新中国。

　　在李济深的安排下，时任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民革中央、上海地下民革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葆真、上海地下民革临时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许卜五和时任上海地下民革临时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公开身份是工矿银行昆明分行经理）的我外公梁佐华负责办理刘昌义加入地下民革的事宜。但由于王葆真的目标过大，是当时保密局特务的重点盯防对象、无法公开露面，许卜五体弱多病正在住院无法理事，因此实际上办理刘昌义加入地下民革事宜的只有梁佐华一人。

　　1948年11月16日，时任军第一绥靖区副司令的刘昌义在刘云昭的指引下以探望老友的名义来到八仙桥龙门路151号的私人开设的永川医院，这家医院的院长振川和王葆真是老朋友，内心同情，反感蒋介石的统治，他为了掩护1948年初从香港返回上海对军相关将领进行策反的王葆真，专门在医院里给王葆真弄了一间单人病房，作为王葆真接头的地点，非常隐蔽安全。

　　就在这间病房，由刘云昭作为介绍人，由王葆真见证，由梁佐华起草誓词（当时民革并无统一的誓词，由各地自行拟定）：“我诚心参加民革，拥护中国党，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打内战的蒋介石，为新中国而奋斗。”

　　当刘昌义一字一句地宣读完誓词后，刘昌义同王葆真、刘云昭和梁佐华一一握手，表示自己决心“待机起义，迎接解放。”

　　然而，时间到了1949年3月却突发变故，因“京沪”被叛徒告密，南京的地下民革组织被保密局特务破坏，牵连到了上海的地下民革组织，导致三十余名南京和上海两地民革成员和中国党安排在地下民革的交叉党员，其中就包括王葆真、孟士衡、许卜五、刘海亭、吴士文、肖俭魁等骨干成员。

　　王葆真被捕前一天，外公梁佐华被他紧急叫到湖南路261号的王家，在那里王葆真交给外公一个枕头IM体育官网入口，里面藏着准备联系刘昌义、郭汝瑰、张轸三人起义的重要文件和全套联络暗号。外公将这些文件带回自家，以超凡的过目不忘的记忆力熟记后全部销毁，然后同他在华南局地下党的单线联系人任廉儒一起乘船前往香港，向民革中央报告京沪民革组织被敌人破坏，王葆真被捕等情况，请求营救。并同华南局联系，继续进行起义工作。

　　梁：“王老（指王葆真）被捕了，但你放心，你参加民革的事除了我们四个（指王葆真、刘云昭、刘昌义和梁佐华）外别人不知道，我将去香港向民革中央报告——”

　　刘：“王老被捕的事我在报纸上看见了，我会设法营救的，请你放心，我向王老讲的话（指‘待机起义、迎接解放’）我不会忘记的，正在暗中准备。”

　　1949年5月9日，南京民革分会主委孟士衡、委员吴士文、肖俭魁（这两人同时还是地下党员）在上海闸北公园英勇就义。

　　而王葆真也被判了死刑，不过由于王葆真的资历很老，不但是同盟会元老，在中人脉深厚，又当过李宗仁的顾问，因此为他说情的人很多，甚至包括张继、于右任这样的元老，派迫于压力，对王葆真的死刑“暂缓执行”。

　　同时，刘昌义也利用和时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官兼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关系给监狱打招呼，对狱中的王葆真给予尽可能的优待，使得王葆真活着看到了上海解放。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险，挥戈江南，以汤恩伯为首的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在上海负隅顽抗。5月16日，第51军大部被歼，军长王秉钺被俘，汤恩伯命刘昌义接任重建的第51军军长。5月23日，陈大庆宣布经汤恩伯同意将所部全部撤至苏州河以北，组成北兵团，并宣布任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5月25日，汤恩伯、陈大庆等人逃离上海。5月26日，刘昌义率领第51军、第123军、第21军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直属部队残部一共四万三千余人起义，开至江湾大场一带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上海解放后，外公立即搭乘沪港复航的第一条英国商船由香港抵达上海，结果在吴淞口遭到空军的轰炸。幸亏空军的飞行员投弹水平欠佳，炸弹无一命中，外公逃得一条性命，安全在十六铺码头登岸，回到思南路的家中，第二天就前往刘昌义家探望刘昌义，两人相见时都甚为高兴，刘昌义告诉外公：“我起义成功，王老也已经出狱了，你可放心了。”

　　上海民革出版的《解放前上海民革临时工作委员会简史》记载：“1948年秋，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刘昌义由民革临工会委员刘云略陪同，到八仙桥永州医院去会见正在那里‘养病’的王葆真，秘密商谈起义的事情。同年11月16日，经刘云昭介绍参加民革……解放战争时，刘昌义部队在苏州河北岸起义。”

　　指挥解放上海的时任27军军长聂凤智在一篇被收入《上海解放30周年专辑》的文章中提到：“苏州河隔岸战斗时，地下党员田云樵找到刘昌义，约刘过苏州河具体洽谈。结果，解放军顺利开进苏州河北市区。”“刘吕义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但是从解放以后，刘昌义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被定性为起义将领，这让刘昌义一直非常不平，也正是因为对刘昌义起义的定性迟迟没有下来，所以才导致《战上海》中将“刘义”定为“投降”的“艺术加工”的出现，并且对刘昌义将军个人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拨乱反正结束后，lm体育官网上海市政府于1985年8月19日正式给刘昌义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正式确认刘昌义为起义将领（证明书是由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代表上海市政府亲手交到刘昌义手中的）。在这期间，外公作为当时唯一还健在的可以证实刘昌义于1948年就参加地下民革的见证人（刘云昭于1962年在南京病逝，王葆线日在北京病逝），为刘昌义写了大量的证明材料，为刘昌义将军恢复名誉做了大量的工作。

　　上海警备区部于1987年5月出版的《华东战场义举》中彻底为刘昌义在上海的起义盖棺定论：“1949年5月25日，原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北兵团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将军在上海战场苏州河北岸率51军、123军、21军四万三千余人，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投向了人民的怀抱。刘昌义将军率部义举，是著名的上海战役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对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苏州河迅速解放全上海，对全歼顽抗的残敌，保全上海这座大都市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对减少我军在解放上海中的伤亡，做出了贡献。这是中国党统一战线政策胜利的又一佐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

　　1994年5月28日，自知自己时日无多的刘昌义将自己写的一篇交给了《文汇报》，《文汇报》在5月29日全文刊登了此文，里面补充了当年刘昌义率部起义前和解放军方面商谈的细节：

　　“上海解放战役,国共两军在苏州河隔岸对峙时，地下党田云樵找到王中民过苏州河，约好刘昌义过河与解放军指挥部洽谈，刘昌义带护卫队一连人、两辆坦克，一辆吉普车开到苏州河北岸，换乘吉普车过苏州河桥到江宁路劳工医院解放军28军81师的前线指挥部，与罗维道政委（时任第三野战军28军81师政委）接上关系……”

　　然而，刘昌义将军逝世三年后的1997年，在浦东新区某地举行的一场纪念上海解放的展览会上，展板上却依旧写着刘昌义是“投降”，而不是起义。当时正读高中的本厂长特意抄写下了展板内容带给时年已经88岁的外公看。外公看罢勃然大怒，放大镜都从手中掉落在地板上，摔断了手柄。

　　如果说《战上海》中的“刘义”形象仅仅是因为刘昌义起义性质未被认定时的“艺术加工”，那么这个展览上的展板在刘昌义的地位已经定性的情况下依然称其“投降”，纯纯的就是歪曲历史，别有用心。

　　随即，外公以上海民革局级离休干部的名义给民革写信，要求他们干预此事，不能再让历史被肆意歪曲，并亲笔撰写了《“战上海”中的刘昌义将军》一文发表在《红岩春秋》1997年第五期上。lm体育官网在文章最后外公写道：“刘昌义参加民革后起义，我是亲历见证人，我有责任和义务，写出这简文稿。我今年88岁，来日无多，当年同志，均已去世，这个历史事实，不能让它再被不负责任地错误宣传了。”

　　此后的1999年拍摄的电影《大进军——大战宁沪杭》和电视剧2023年拍摄的电视剧《东方破晓》中都有刘昌义的形象出现，虽然剧中依然将刘昌义将军的起义说成是“投诚”，但起码剧中刘昌义的形象比《战上海》中的那个“刘义”的形象要伟岸光正多了。

　　2002年9月外公去世后，10月初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上海民革在给外公致的悼词中特意提到了他在刘昌义率部起义中的重要作用——